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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很多状况下将与治狱事宜有关的官员称之为吏，如“狱吏”、“治狱吏”，再如张汤官至廷尉，人称之为“汤至于大吏”。这里面很有蹊跷可寻。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明白提到吏的指称范围：“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从这一段话中，我们能够晓得，在西汉人们普遍将俸禄较小的中央公务人员称之为吏，但除了“长吏”、“少吏”之外并没有“大吏”的官方称谓。既然如此，为什么史料中将贵为廷尉的张汤称之为“大吏”呢？调查张汤的生长史，我们理解到此人初时承袭父业为长安吏，素有狱吏之材，连其老父也深讶其治狱文辞的干练。后受人赏识，级级擢升至廷尉。西汉的狱吏十分严苛，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极为强调法治，以致“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汉时期全国有监狱两千余所，并专职张汤、赵禹等酷吏制法、执法，因而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时人关于这样的酷刑统治多有不满，再加上酷吏的舞文乱法、微文曲避使得民怨四起。象张汤这样的典型酷吏，当然也成了众口驳斥的对象，班固在写作张汤传时的措辞就可见一斑，再如汲黯就曾愤然辱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真。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由此可见，治狱之吏无论其官位高与否、俸禄多与寡，皆带有一层贬义颜色，“刀笔吏”一词极有代表性的表现了这一点。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的说法，秦始皇强调法治，不欲诸家学说扰乱一统的场面，因此施行了丞相李斯的焚书谏议，只允许医药卜筮的书籍保存，此外还请求百姓控制公布的各种法令，因而当时官吏的一项主要职责是教民识法。而普通的“士人则学习法令辟禁。”从中我们能够看到，“识法”、“违法”、“执法”成了秦朝官民的日常重要事务，而秦朝残酷刑法是后来汉朝士人鞭挞秦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长期在冗法酷刑统治下的老百姓也很自然以为秦吏主治狱案、扰民滋事，于是乎“吏”也就有了一个具有时期特征的指称内涵即与治狱有关，联络秦朝的严刑酷法，使“吏”带有贬义颜色也极为正常。固然张汤最后贵为廷尉，究竟不离治狱的本行，也无怪呼人称之为“大吏”。

当然，除了从事治狱事宜的官员称谓中带有“吏”之外，其他称谓中带有吏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循吏”和“酷吏”了。何谓“循吏”？这些史书中并没有明白的界定。《史记·循吏列传》篇首有一段话能够视为是对“循吏”的一种解释：“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不曾乱也。奉职循理，亦能够为治，何必威严哉？”概括而言，所谓“循吏”大致能够了解为本法循理之吏，与扰民滋事的“酷吏”和“刀笔吏”截然不同。将舞文乱法的官员称之为“酷吏”能够了解，但为何将奉职循理的官员也称之为“吏”呢？很有可能，司马迁为了便于强调比照性，因而在推敲表达的词汇时用了“循吏”一词。《史记》中，为之作传的循吏一共五位，有意义的是这五人都是秦汉以前的人，难道说本朝没有循吏吗？不然。《汉书·循吏列传》中所列的循吏并不在少数,其中有不少是与司马迁同时或是稍前之人。众所周知，司马迁自己是汉武时期酷法严刑的受害者，他作循吏传时只列前朝的人或许多几少有影射汉武帝严苛法制之下鲜有循吏的企图。

从《汉书》《后汉书》所列的循吏来看,都是2000石以上的郡守，也有位居三公九卿之列。而郡守是两汉时期中央上最大的行政长官，孝宣帝曾如此论述过中央郡守的重要性：“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呼！”在《汉书·百官公卿》中严厉规则了县令、长以上官职的详细称号，惟有其下的职务统称为“长吏”或者“少吏”。由此可见，当时普遍意义上“吏”是专指位卑禄寡的底层公务人员。那么，为什么2000石的郡守以至三公九卿仍被称为“吏”呢？调查这些循吏的生长历史，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最初都是一些斗食、佐史的“长吏”和“少吏”。更值得留意的是，作史者在述论其人的业绩时，笔墨也都集中在他们处在“长吏”和“少吏”的位置上作出的功劳。因而称为“循吏”，真实是由于当初这些人固然位卑权轻，但都是“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的良吏。

东汉时，“吏”的内涵又有一些变卦。随着政务的聚增，部门内部的人手日渐紧缺，必然需求增加一些处置案牍的人员。因而，中央政府诸部门的任职人员即使也有详细的职位称号，但因从事的是琐碎的文簿事宜也被视为吏，以至将擅长起草公文称为是有“吏能”。早在东汉初期，有志仕途经济之人曾经羞于成为诸如“令史”这样的小吏。在《通典》记载有一则：

时故事，尚书郎缺，以令史久次补之，光武始改用孝廉为郎，而孝廉丁甘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帝怒，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否？”甘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也。”

丁甘宁死也不为令史，可见在当时士人心目中，主作文书起草的二百石令史是一件极为侮辱的事情。而在当时令史至少还有官品，即我们往常所谓的编制。到了隋朝，由于“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1]（p321）连官品也被取消。诸如令史这样渐为卑冗最后被取消编制的事情足以阐明一个问题，即起草文案这类的琐碎文职曾经遭到士人的普遍轻视，不是一种正式的、入流的仕途出身。逐步这些筹办文牍琐事的吏员又有了别样的称谓诸如“胥曹”、“文吏”、“吏胥”、“胥吏”等等。这些称谓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士流多不乐居这种职位的事实。

事物烦琐卑冗自然是“吏”职不受注重的一个要素，此外考究出身也是“吏”不入流的一个重要缘由。随着学校制度的日益完善，人才培育有了正轨的途径。随之而来的是出仕为官开端注重出身。这种状况在东汉时期也曾经呈现。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记载有一事：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览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涣谢谴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声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

王涣以为主簿一职终非有鸾凤之材的仇览所能久居，但是要想继续在仕途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太学，获得一个正式的出身。这充沛阐明东汉时期，在察举和征辟两大传统的入仕途径外，正轨教育机构的太学出身曾经逐步踌躇不前。而且，在当时曾经有抬升太学出身而贬低吏员行政操守的行动了，其中以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的行动最为典型。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秉公为己，勉赴权益；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

王充以为吏员的生长途径自身就存在了宏大的缺陷——“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没有承受真正的儒家教义教育的文吏在日后的行政过程中由于缺失儒家所倡导的操守而养成投机倒把、秉公作弊、溜须拍马的官场弊习。王充自己太学出身，这番贬文吏扬儒生行动的公道级别暂且不管，但其中还是透露一个信息，“吏”的指称在东汉时期曾经带有明显的“不良”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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