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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稳固统一的严重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招致了“焚书坑儒”事情的发作。“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践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阐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缺乏。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免除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位置，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习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尔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善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表达志向的作用更有详细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缺乏，古嗟叹之。嗟叹之缺乏，故咏歌之。咏歌之缺乏，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习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运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能够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效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奖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提高水平。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开展。汉代乐府诗的呈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获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搜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分离，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根底上加工构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参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传播，推进了诗歌教育的提高。从此，五言诗替代了四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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